报告显示，能源价格上涨是6月日本核心CPI上涨的主要原因。其中电费同比上涨13.4%，城市燃气费也上涨了3.7%，推动能源价格同比上涨7.7%，较上月的7.2%继续扩大。日本政府5月（6月计费）将电力燃气费补贴减半，6月（7月计费）开始取消电力燃气费补贴网络股票交易平台，电费对家庭开支的影响加剧。

拜登17日安排三项行程，最后一项是向其关键选民群体、一家拉美裔工会发表竞选演讲，但该活动临时被取消。白宫随后宣布，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，出现流鼻涕、干咳和身体不适等“轻微症状”，本周剩余时间将在特拉华州的家中自我隔离，并继续履职。拜登登机前告诉媒体记者，他“感觉良好”。

1945年9月，杜月笙前往上海，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。火车快到上海时，蒋介石委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，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，宣铁吾为警察局长。

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，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不仅是商贸活动的重心，更是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前沿阵地。杜月笙，这位曾经的上海滩黑帮教父，虽已步入晚年，但仍未放弃在这片复杂多变的土地上追求更高的政治地位。他的居所位于华格臬路的杜公馆，这里见证了他从一个地方黑帮头目到影响整个上海政坛的过程。

1946年，杜月笙决定参与市议会议长的选举，此举不仅是为了展示他的政治影响力，更是想向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，包括蒋介石，证明他的实力。他开始积极地动员自己的追随者，包括商界领袖和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者，为自己的竞选造势。

然而，就在杜月笙竞选活动如火如荼之际，一件重大的意外打乱了他的计划。1946年3月17日，蒋介石的亲信、军统局的领导人戴笠，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身亡。戴笠的去世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戴笠不仅是他的政治盟友，更是生死与共的朋友。

尽管心情沉重，杜月笙没有放弃竞选，而是继续加大力度准备。从初步统计的选票来看，他的当选几乎已成定局，因为包括上海所有31个行政区的区长在内，许多都是他的门徒。其中，甚至包括他的三儿子杜维桓，也成功当选为嵩山区的区长。

在这种看似顺风顺水的情况下，上海市当时的市长吴国桢突然深夜访问杜公馆。吴国桢的来访原本满是恭维，却最终透露出一个令杜月笙意想不到的消息：南京中央已决定，市议会议长的位置将由潘公展担任。这一消息无疑是对杜月笙野心的直接打击，南京方面的这一决策几乎是在无视他的政治影响力。

选举日当天，杜月笙名义上被选为市议会议长，但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布无法承担这一重任。他声称自己多病且身体虚弱，请求重新选举。这一幕在场的支持者们感到非常震惊，许多人并不了解背后的复杂政治因素。

1945年，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和日本侵略者即将宣告失败，中国战场的形势也迎来了转机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蒋介石派遣杜月笙和戴笠前往东南地区进行重要的筹备工作，以便在日军战败后迅速接收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重要城市。杜月笙，这位曾在上海秘密界深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得知此命令后兴奋异常，这是他多年来再次获得显示自己能力的大好机会。

杜月笙携带顾嘉棠、陆京士、叶焯山等一众忠实助手，迅速前往浙江淳安，开始了他们的布置工作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杜月笙在沦陷区培养的众多弟子和关系网，为戴笠提供京沪等地区的情报，并通过戴笠与敌伪军联系，确保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队在战后不易进入这些大城市。

与此同时，上海一些工商界的人士，曾经投靠日军的汉奸，听闻杜月笙将担任重要角色，便纷纷通过杜的门生徐采丞来示好，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杜月笙，希望得到他的庇护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没收。他们给杜月笙提供股份，认他为幕后老板，甚至分给他干股。杜月笙对此一一应允，这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，也增强了他在上海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影响力。

戴笠在淳安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与敌伪军的联络和策划。他频繁在公开场合暗示，杜月笙是蒋介石委派到东南去协助军队主管接收工作的关键人物，甚至将出任战后上海市的首位市长。杜月笙对这种说法常常只是笑而不语，但他的门徒们则在外四处散播，声称杜月笙身上带有蒋介石的秘密委任状，一旦到达上海便会公开上任。

1945年8月，杜月笙刚庆祝完58岁生日，便以“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”和“苏浙行动委员会”的主任委员身份，启程准备回归上海。他的回归之旅受到了重要关注，汪伪浙江省主席丁默邨亲自出面接待，以及徐采丞从上海赶来，携带着即将举行的盛大欢迎会的消息。欢迎会的筹备十分周详，彩楼遍搭，昭示着杜月笙作为抗战功臣的荣耀归来。

此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，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影响显著。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矛盾，调整了对华政策，决定取消在中国的租界，将地方行政权归还给中国政府。

上海的情况尤为复杂，此前由公共租界、法租界和华界组成，各自拥有独立的行政和法律体系。这些区域长期由地方帮派，尤其是青帮控制，他们利用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发展壮大。然而，随着租界的取消，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，青帮等黑社会势力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。

同时，国民党政府也在重新评估其对地方势力的利用价值。回顾历史，国民党在“四一二”事件中曾利用帮会力量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工人阶级，此后的抗战胜利前夕，再次动用这些力量，以确保能够迅速控制上海及其它关键城市。但是，随着租界的结束和新政府的建立，国民党开始计划削减对帮会的依赖，准备建立一个更为正规和强大的政府机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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